先具有道德，先使自己富起来，先遵守法律，使自己成为人们的榜样，请参考《尚贤》篇。
由八卦构成的六十四卦正是体现了由自然过渡到人事的过程：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。在这一基础上，每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特的自我（distinctive self）。
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人们被教育要学会适应社会、理解别人，以他人为导向。在希腊哲学中，我们看到另一种类型的推理方式，即从大前提可以直接推出结论来，要求推理过程严密有效。无实用关怀的纯粹思想自由，实际上也代表脱离此有形世界、进入另一无形世界的倾向，因为它并不追求如何更好地适应此有形世界、或回归此有形世界。我在有关地方已经论证过，将metaphycis翻译成形而上学所包含的误导性，此处不赘（方朝晖，2002）。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所乐而玩者，爻之辞也。儒墨两家提出各阶层之间要允许流动。
而且行政、法律相对独立使得基层诸侯不容易获得上级诸侯的武力支持。将人们之间的纠纷解决引向法律手段，建立对遵守规则和法律的信仰。如果人们仅仅依据字面，将斯密理解为任何恶行都有利于社会，那就离奇了。儒家经常用这句话证明自己主张仁法。
美国立宪之前实际已经有具宪政精神之民和普通法法治之社会，立宪只是最后一跃。文明并不总是进步，很不幸在华夏子孙身上被鲜明体现。
君王利民，日常的主要形式就是严格遵行、执行民所立之法了。这是相互关联的一整套信仰和信念，为宪政社会所必须。墨子说，我们人人都贵身，但往往争一言而拔剑相向[ 《贵义》「争一言以相杀，是贵义于其身也。执法之仁，就是执法过程要上下通察——透明，不能酷刑逼供等。
3、以惯例法为形式的民立法法治民立法不单是墨家的主张，而且是华夏传统。我们可以单独切出「上世至圣必蓄私」来表达墨家主张人性自私。⑶、法天：「以天为法」、「贵义」。一、宪政的概念和三个层面宪政是指这样一种政治体制：以法治为前提和形式、以选举制为基础、以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为手段、以个人自由为宗旨，并且有被共同遵守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对上述内容进行规范和保障。
责任不单是有职责、规范，还必须是能够追究责任的。再看《七患》篇，「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
这种新的源，墨家认为该来自百姓耳目之实。先秦墨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结社，而且其结社的广泛性、组织性都高于先秦其他各家。
⑷、皆天臣：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⑷对博爱与互不侵犯（非强制），对合作、多样性社会的信仰。《经下》「取下以求上也，说在泽」。《小取》篇开篇就明确了名辩学的这种性质：「夫辩者，将以明是非之分，审治乱之纪，明同异之处，察名实之理，处利害，决嫌疑」。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，则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也。在这种人群中使用儒家传统的头脑、使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排除传统之中的毒素，已经被毛先生的尝试所证明不可行。
道德王和哲学王都必然走向专制，因为立法权和执法权、行政权都在同一个人手里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抵抗权力的腐蚀性，不管他原本个人道德多么出色、哲学水平多么高。当今中国，平等观念已经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之中，甚至被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推向了极端，根本不可能阻挡。
而且如果不是道德模范式的圣王也没有资格。可以分析研究，但不可假设两者可以独立于对方而存在。
公法则只能是民选代议制，所立之法同样需要有民意基础。善发端于天志，所为（含志、行[ 《经下》「志、行，为也」。
由此我们可知划分诸侯国是为了保障人们各自不同的义。然而且字表明这种尝试必须是小心谨慎的。如「发宪布令以教诲，明赏罚以劝沮《非命中》」。没有物质或者精神上可见的独立性，人们不可能形成自尊，也就不可能相信自我管理。
离开制度支持的文化，同样无法形成和持久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，虽至百工从事者，亦皆有法《法仪》」。
国家贫，则语之节用、节葬。人与人不相害正是其中的大前提。
限制政权职能是限政的第一大内容，上下通察的透明政权正是限政的第二大内容。反映到建政问题就是对人们的社会意识非常信任。
渊源都在儒家思想那里。华夏传统上天信仰中，社会的目标是生生不息。从正面来说，互相回报能互相促进情感与合作。《帛书老子》善者善之，不善者亦善之——老百姓认为善与不善，不管是不是符合君王的主观，都应该接受。
自由主义也讲平等：人格、法律面前的平等。有自强自立精神的民众，当然不再拜权。
墨家的法律逻辑本就是类逻辑，「以类取，以类予」。④上下通察的透明政权。
传统一般只能渐进发展，需要比较大幅度改变传统时只能以重新解释和发掘的形式进行。宪政以法治为前提和基础，是规则之治，必然要求人们自觉依照规则、责任和承诺行事。
